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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评论】施大畏:艺术家的责任 是对信仰忠诚

2013-11-05 09:19:22 来源:《新闻晨报》作者:张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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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大畏在画室 谢震霖 摄

施大畏 《面具》 2009年

  施大畏,无论是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普通的画家,还是这些年社会所赋予他的形形色色的艺术行政管理者角色,他的所作所思所虑所惑,无不是基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切感受。可以说,对当下生活的体验和感受,是他创作灵感的源头,安身立命之本。哪怕他书写的是远古的神话和历史,但出发点依然是他所熟悉感知的现实世界。

  “我是一个英雄崇拜主义者”

  施大畏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喜好,他不喜欢画虫草花鸟,不追求绘画的闲情逸致,而是醉心于从恢宏的历史和神话中寻觅人类不断战胜自然、战胜自我的轨迹。

  施大畏说,他是一个英雄崇拜主义者。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,只要能够体现永不服输的英雄气质,就会让他心生敬意。他最喜欢的音乐是马勒撼人心魄的交响乐,最欣赏的文学人物是海明威名著《老人与海》中的主人公渔夫。施大畏曾在一篇随笔里写道:“在与大自然苦斗中,渔夫最后只带回一幅鱼骨和残破的断桨,然而他还是胜利者,他的精神力量超越了所有的一切,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,却又不乏悲壮……在艺海的探秘中,到头来或许只能得到一付"鱼骨",但却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。在无际的旷野中继续寻找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,这种感觉最好不过……”

  施大畏的中国历史和神话题材作品主要分为三类。一类取材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,一类表现中国现当代历史某个特定时期、特定事件,还有一类是中国神话系列。

  这些作品在外在形式上都是大场面、大尺幅,沉重厚实,以宽银幕和纪念碑式的气势包围、俯瞰、摇撼乃至净化着观者的灵魂。施大畏的不少历史神话题材大画的母题是悲壮的,苦难的,宏阔的,且大都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,展示了他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追索。几乎每幅作品都有着占据画面突出部分,或成为视觉中心的主要人物。施大畏在这些历史人物活动的舞台上,既看到了人性可悲的一面,也看到了人性崇高的一面。因此,他创造性地以黑白两色作为这些作品的主色调。他认为只有黑与白才能承载如此严肃、如此深重、如此峻峭的内容。即便用到了其他色彩,他也从不用其极,而是减弱了明度后出现在画面之上。黑与白作为色彩的两极,其本身所包含的大量象征性意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色彩。

  对施大畏来说,绘画不是一种娱乐,而是一种责任;探索不是一种享受,而是一种使命;成绩不是一种赞美,而是一种鞭策。他是绘画艺术的苦行僧,具有强烈的使命感。这种使命感不是别人强加的,而是他自己给自己的重担。

  不过,看似“强硬”的施大畏,其实是侠骨柔肠,内心不乏温情,甚至有些小小的脆弱。他的作品在英雄豪迈气概之外,时时散发出强烈的浪漫气息。其名作《永生—皖南事变1941.1.14》刻画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,让观众感受到更多的是英雄的悲情和落寞。

  施大畏想做的事太多,又是一个自律甚严的完美主义者,因此难免在实际操作中遭人误解,这颇令他无奈。他把他这些复杂的感受投射到其脍炙人口的系列作品《唐吉诃德》、《忒修斯》中去,颇有些夫子自道的自嘲,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生动、丰满、完整的施大畏

  “心里要有个太阳感动自己”

  施大畏的艺术探索固然赢得了画坛的诸多赞誉,但也曾引起某些争议。他始终“置身事外”,矢志不移,初衷不改。他的中国历史神话题材作品,虽然取自于史料,却得益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悟。他的历史画艺术探索并没有丢掉中国画的线条优势,而是大胆地把西方艺术的色块技术拿了过来,以现代艺术符号的方式,让作品从具体的经验世界进入到艺术涵盖面更为宽广的象征层面,从而引起更多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认同和理解。他说,我们是当代中国画家,不能只让人看梅兰竹菊,绘画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和体现。

  施大畏说,中国绘画发展到今天,要从科学角度看待发展中碰到的问题,从中梳理出真正的艺术规律。比方说透视,西方人用了,我们为什么长期不用?是不懂还是不想用?其中的一个原因,大概与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有关。中国有“中庸”之说,用到绘画上,可以理解为“在似与不似之间”。你说它是落后吗?未必,因为写意常需要这样的思维,太相像了,意就出不来。对于古人的思维,我们无法用“先进”、“落后”来衡量,这是历史自然进程。黑格尔说,存在即是合理。把古人的东西全部丢掉,肯定荒唐,对古人全盘接受,也不行。

  当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示在封闭已久的中国人面前,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理解,从昔日的好奇走到理性的思考,这是一个必然、一个进步,但对外面的东西样样崇拜,绝对是上当。有一阵子,某些所谓的当代艺术何等疯狂?但很快急剧滑坡,这反映了人们对艺术的理解从初浅到深化的过程。“我们这一代人由盲从而转向思考和探索,有欣喜,更多的是困惑。”施大畏说。

  施大畏认为,中国人绘画的技术性很强,很多技法现在依然适用。不过,把技法强调过头,并不科学。古人美学的精髓、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,不是那些类似标本式的技术样式,那主要是“术”,而中华民族的精髓是“道”,就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态度,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智慧,那才是有远见的艺术家首先要把握的。他感到,除了中国绘画技术的传承和改造,更多的还要了解和研究艺术的基本规律和价值,能否对人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,这才是科学地发展中国绘画的首要命题。“当艺术创作是一种被动的需要,无论是政治的被动需要,还是商业的被动需要,我想很难创作出惊世力作。”施大畏说,“因为这不会有很多想象力。”在他看来,艺术主要不是社会功利的需要,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,也是情感寄托的需要。创作是艺术家自身的需要,当然,这不仅仅是对身边那点空间的关注,应该开阔视野,跳出个人小圈子,关注社会、关注生活。不管艺术家采用什么艺术表达形式,艺术家的责任,就是对信仰的执著和忠诚。就像西方人一代一代地描绘他们的上帝,不管是米开朗琪罗还是当代的艺术家,这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。难道中国艺术家描绘我们祖国的过去和今天,不是一种信仰吗?我们应该提倡这种精神。“当你的心里有个太阳感动自己,那么你的作品一定同样会感动你的观众。我们用手在思想,用作品和民众产生共鸣,这是最欣慰的事情。”他说,现在不少人对主旋律作品有误解,以为那只是宣传品没有艺术性。实际上,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主旋律绘画作品,既是为主流价值观所首肯,又是艺术家内心的需要,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当然,主旋律作品在形式上应该提倡多元化,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表现主义,甚至抽象主义,都应该有一席之地。

  施大畏

  1950年生,现任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巡视员,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一级美术师,兼任中华艺术宫馆长。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委会委员,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,上海市文联主席,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,上海林风眠艺术研究协会会长,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,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。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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